“这１０年‘洋官司’打得真不易！”杭州弹簧垫圈公司董事长赵关祥拿着６家美国公司的订单，感慨万千：“是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制度，保证了我们打赢官司。”

　　１９９２年，美国一家弹簧垫圈生产企业向中国同行提出倾销指控。乡镇企业杭州弹簧垫圈厂单刀赴会，首开中国企业应诉反倾销的先河。但美国有关方面在当年还是以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由，对中国企业裁定１２８．６３％的反倾销税率。在此后的１０年里，这家百来号人的民办小厂年复一年地提出复议，前后仅诉讼费就投入了６００万元，终于在去年底拿到了零倾销税率，重新进入美国市场电动窗帘。“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也与１０年来我们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有关。”浙江省外经贸厅有关专家说，“这起‘洋官司’的经历是中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一个缩影。”

　　何止是这家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许多“禁区”被打破，中国经济空前繁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说：“１０年实践，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转向市场经济：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开始形成；政府职能得到转变，宏观调控体制得到完善；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保障制度已经建立……这一切都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初步确立。这在中国改革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当各种票证成为人们收藏的对象，当“相对过剩”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我们不能忘却的是：中国人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后，终于带领人民在改革中找到了一条强国富民之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人的伟大创举

　　在广东省物价局工作了２０多年的价格专家庄振锡清楚记得，一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广东省给每个居民发放的极少的票证中，每月２两的猪肉票还非常紧俏。

　　“现在，谁还会凭票买商品呢？”在广东，如今除了自来水、电力、煤气、公共交通和烟叶等特殊商品的价格仍然由政府控制外，其余已经全部由市场调节。“我们日用商品的丰富程度与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太大区别。”庄振锡说。

　　今天的人们轻松地谈论着市场经济，快乐地享受着市场经济带来的成果。但这是中国人在用了近半个世纪的艰难探索后，才终于找到的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制度！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大多有过挨饿的记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为温饱的梦想而追求。如今，从过去的凭票供应到商品极大丰富乃至“相对过剩”，１３亿人民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这一来之不易的历史性跨越，正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奇迹般出现的。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１９９３年３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

　　１９９７年９月，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理论，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省委书记说，中国人提出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人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丰硕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墙”翻过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阀门一旦被打开，亿万人民的创造力被激发，无数的市场细胞被激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对旧体制的“破”全面走向新体制的“立”

　　管理着中国最大的缝纫机生产基地的民营企业中国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每当产品打入一个国家，他就在公司亲手升起一面这个国家的国旗。

　　现在，公司大厅里已经挂上了１００多个国家的国旗，公司生产的工业缝纫机主要品种占据了国际市场的５０％。然而，１２年前为了接到国外订单，邱继宝是翻墙爬下水道才“混”进广交会现场的。“因为我们是民营企业，当时没有资格参加广交会。”邱继宝说：“现在‘墙’翻过去了，我们不仅成为国家重点出口企业，还在国外建立了３０多个分公司和生产基地。”他感慨地说，“市场经济体制给了民营企业平等的地位，我们扬眉吐气，如鱼得水。”

　　作为众多中国民营企业的一员，飞跃集团演绎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传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经济体制全面向市场并轨，改革举措也由过去的小步推进、单项实施变为整体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改革的重心开始由“破”而“立”，全面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其中，完善所有制结构，最终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成了改革中亮点最多的领域，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基础。

　　以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机制推进改革事业，使过去感到束手无策的难题有了新的解决思路和办法，许多矛盾迎刃而解。２０００年底，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也取得重大进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梁桂全教授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在于探寻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指引下，我们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之路。在改革中使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１９年增长了８０多倍的广东省，目前已经建立了２３家国有资产公司，并通过改制增强它们的活力，以求国有资产存量的盘活和资本的增值。拥有２４５家国有企业共１５０亿元国有资产的广业资产经营公司，采取“一退二调三进”的战略，将１０３家没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全面退出，做大做强能源、原材料等一批骨干企业，并对不属于公司主业、风险较大的企业及时转让。去年，广业公司实现利润５５１４万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１１３％。

　　在市场经济大海中不断破解难题的中国，如今已是百舸争流，千帆竞发，改革大业全面推进。

　　在温州，人们用“每天都有新故事”来形容１０年来的巨变：每年４５亿元产值的眼镜出口到１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架到了世界“鼻梁”上；一年１３亿双的皮鞋相当于全国人均一双；年产值２０亿元的金属打火机占据了全世界８０％的份额；一把小小的剃须刀不仅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还带来了每年１２亿元的销售额……７００多万温州人中，经商办企业的居然有２００多万！当年是初中毕业的补鞋匠、如今领导着总资产１０多亿元的低压电器生产王国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市场经济像“催化剂”一样激活了个体细胞，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捕捉机遇、创造财富、推动繁荣。

　　在深圳，以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的，１０年间建立和完善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１０大经济体系和８大行政管理体系。在近年来深圳市制定的特区法规和政府规章中，有关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经济立法占７０％，其中一半以上属于先行一步或有重大突破；市政府还在全国率先主动削减４１８项项目审批权，凡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抵触的一律取消。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云利珍说，深圳这一系列体系的建设，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立”的具体化，这对广东乃至全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都具有指导意义。作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在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上，深圳再次领先一步。

　　在上海小孩取名，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上海人民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抓住了２０世纪的最后一次机遇，打破计划经济的观念束缚，大胆试、大胆闯，终于用短短１０年时间创造了大上海的新辉煌，“东方明珠”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更加璀璨夺目。正如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所指出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我们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保持和发扬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状态。”

　　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创举，尽管改革探索中有欢乐也有痛苦，尽管征途还会有许多“暗礁险滩”，但我们已经掌握解开这道难题的“金钥匙”，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在不断提高

　　２１世纪的开年，中国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这个国际经贸大家庭中的一员。然而，加入世贸组织，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大功告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还仅仅搭起了框架、竖起了台柱子，大戏才刚刚揭幕。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是人类社会经济历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成功的先例，全靠我们自己一步步去摸索创新。”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白和金教授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他指出，过去１０年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更适应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资源配置方式，必须把市场化改革稳步地从体制外向体制内进一步推进，从体制内的表层向深层核心推进，从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推进，从国内化向国际化推进，从规范程度低向规范程度高的市场推进。有了市场经济体制这把“金钥匙”，我们的探索一定会成功。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可避免地要调整方方面面的利益。随着改革的深化，部分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农村劳动力流动无序，市场化进程中两极分化，以及腐败现象滋长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在经济转轨和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中，不仅过去长期积累的矛盾会显现出来，新的矛盾也会出现。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倍加珍惜我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形成的新鲜经验，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唯其如此，改革事业才会稳步向前。

　　今年以来，上海市有２０多万４０岁以上的女性和５０岁以上的男性下岗工人重新走上就业岗位。这些被称为“大龄工人”的下岗职工再就业的自主能力较弱。早在５年前，上海市委领导就会同２０多个职能部门和社会团体，反复研究帮扶“大龄工人”的对策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设计了一个“４０５０工程”，创办了４００多个再就业培训中心，先后轮训了１００多万“大龄工人”，其中６０％以上及时找到了新岗位。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王泠一博士说，正是由于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群众的承受程度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运作，上海的市场经济改革才得以稳步推进。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强化政府管理的法制化，改善政务软环境，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指出：政府管理必须改革与创新，要实现两个转变，一个是从管治转向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保护产权，二是政府治理与法律治理的观念要创新，从允许性的规定转向禁止性的规定。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使企业既有创新的空间，又减少制度性阻碍。

　　加入世贸组织不到１年，由国务院宣布废止或修改的法律法规已达上千件。各地也在努力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换软门帘、应对经济全球化等重大课题。在杭州，市委、市政府每年请社会各界对市委、市政府的职能部门打分，连续２年排名在倒数前２名的单位领导一律免职；同时在市民中开通投诉电话，对机关办事人员的作风问题随时可以举报。目前已有多名干部被免职、警告或调离。市委书记王国平说，营造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软环境必须从机关做起。

　　当年曾经为一个项目盖了８０多个图章而苦恼的浙江万事利集团董事长沈爱琴，如今欣喜地发现，随着各种“公示制”、“承诺制”和办事“一条龙”等制度的推行，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提高了，扯皮也少了。今年，集团建５万多平方米的文化商城，从征地到竣工只花了一年时间。“这在过去是不敢想像的。”沈爱琴说，“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